网海寻贝 (1) 美德的起源

网海寻贝 (1) 美德的起源
·成　朴·



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美德？人性是如何从自然中进化来的？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ＭＡＴＴ　ＲＩＤＬＥＹ写的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美德的起源》）。一、进化中的数学人和人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利益的冲突。人与人的这种关系被形像地称为“囚犯的困境”：两个同案犯被分开关押，如果他们都不与警方合作，很可能因证据不足而一齐逃脱制裁；如果一人坦白将受到从宽发落，而他的同伴将受到严惩。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囚犯，你是相信朋友呢还是尽快坦白呢？这个例子可以被推而广之，比如老板便是警察，你与你的同事既合作又竞争；比如市场便是警察，你与别人在做买卖，你会不会一有机会便敲别人一把；比如命运便是警察，你在命运面前做选择，你是相信别人帮助别人呢还是“过河拆桥”─以防备别人成为你的竞争对手。经济学家对“囚犯的困境”的传统回答是：如果你相信你的朋友而他出卖了你，你的损失太大，所以这是你首先应避免的结局；而你的朋友也在这样想，所以你应尽早尽快地出卖你的朋友。你这样做以小的代价避免了大的损失，所以这是你最佳的选择。“囚犯的困境”还被数学化，即将各种可能性设成概率，用概率去乘各个可能下的损失值（比如刑期）求和，和最小的选择便是最佳的选择，这便是数学上的经典对策论。在实际生活中，“警方”也在时刻与你玩“囚犯的困境”的游戏，比如故意分隔你和你的同伴，常常“通知”你同伴已经出卖了你，并根据同伴之间的信任程度调整出卖者与被出卖者之间的得失差。所以，尽早尽快地出卖你的朋友是你的唯一选择。“囚犯的困境”已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的例子。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便是：个人利益至上，其它原则都要服从这一原则。这样的原则也被用于政治和宗教上，比如基督教与天主教之争、圣经与古兰经之争，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法西斯的民族至上、和其它新新旧旧的民族主义。那么，人类还有人性的一面，人类之间充满感情与美德。这又如何解释呢？特别是当达尔文的进化学将人“退化”成动物大家庭里的一员，并揭示了“适者生存 ”是生物个体和群体进化的普遍规律，对人性的解释面临危机。达尔文以后，竟争以生存差不多成为每个人和每种信仰的首要问题。人们对“生存竟争”的传统理解是：“竟争”对弱者是残酷无情的，“竟争”是“你死我活”的。传统上对进化学的态度有三种：一、彻底拒绝进化论，忽视进化论的科学事实，坚持人类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坚持人类尊从不同的规律；一些信教的朋友因此喜好用科学研究中正常的对进化论某些结论的怀疑来否定进化论整体。二、将“适者生存”当做人类的新的道德律，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损人利己的自私主义。三、将伦理和道德特殊化，同时相信进化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这为时下最为流行的一种态度。这样一来，每个人的“理性”便不免常常要和他的“人性”打架了。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青少年中流行!0反文化”的文化，便是在人文还没有深厚基础的青少年身上“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挑战的一个实例吧。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吗？损人以利己一定是我们必要的生存竟争的手段吗？我们的“人性”是不是不利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竟争？我们的一个常犯的毛病便是太自以为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才刚刚开始，便以为我们有了掌握世界的答案。我们可能没有看到：“竟争”只是“生存”的一面； “合作”其实是“生存”重要的另一面，缺而不可。“人性”相对于人类，就象“ 自然环境”对每个生物个体那样重要。因为自己的一知半解，我们曾疯狂地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并疯狂地实践许多在“人类进步”幌子下的反动政治。说得具体些，我们从经典对策论上得出的“出卖朋友”的对“囚犯的困境”的数学解，仅当此情况只发生一次时才是对的。当这一情况重复多次，“与朋友合作 ”并“信赖朋友”才是最好的解。这一结论是显然的，也是每个人的做人常识，无须经过任何数学计算。不过还真有人在数学上计算过多次重复情况下的最好对策。１９７９年，十四位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和社会学家用三十多种不同的对策程序在计算机中演习了“囚犯的困境”。演习的规则是：一、生存：每个程序都尽量地多占资源，当资源足够多时一个程序繁殖成两个相同的程序；二、死亡：每个程序时时消耗资源，当资源不足时该程序只有最小的执行机会；三、谋生：两个以上的程序合作才能要到资源；四、竟争：资源的总量一定，在未占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两个合作者要不到资源；五、善恶：如果两个程序都“善”，它们平分资源，如果一个“恶”另个“善”，恶者占有全部要到的资源；如果两者都“恶”，双方都得不到资源。参赛的程序既有无条件的善者，也有无条件的恶者，更有许多十分狡猾的程序。出人意料的是，成功者的前十名都是倾向善的程序，并且一个最简单的程序最终站有了大部分资源，这个程序的逻辑是：一、对遇到的对手第一次行善；二、如果上一次对手也行善，便继续合作，反之，便报复它；三、不换对手。这个程序的名字因此被叫做“一报还一报”。善恶相争的过程大致如下：一、很恶的程序首先消灭了很善的程序；二、很恶的程序开始自相残杀；三、一旦“一报还一报”找到另一个“一报还一报”，它们开始十分成功的合作与繁殖；四、很恶的程序在“一报还一报”那里得不到好处而死亡。“一报还一报”是很成功的，类似的演习做了多次，它总是最后的胜利者，并总能战胜科学家专门针对它写的程序。写出“一报还一报”的人，并不是一个数学家或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海洋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然而“一报还一报”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成功者。当系统中引入随机的错误，两个一报还一报”因一次偶然错误而开始了互相毁灭的过程。这时更成功的是“宽容的一报还一报”，即它随机地原谅对手的错误。然而“宽容的一报还一报”仍然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当“宽容的一报还一报”占有了主导地位，很善的程序在乐园里渐渐抬头，很恶的程序利用很善的程序卷土重来，系统处在周期震荡之中。真正能主导并稳定随机系统的，是“寻找机会的一报还一报”，即它报复了恶者以后立刻去找另一个合作夥伴。心理学家马上意识到：“寻找机会的一报还一报”很像人类婴儿时期的学习的习惯。对重复的“囚犯的困境”的演习开始了一门新的学科，即用计算机来模拟社会活动。这一实验给我们的启迪是：一、人的相互关系很重要；二、最幸运的人不是占了别人的便宜的人，而是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合作夥伴的人。二、自私的基因与群体精神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是“适者生存”。六十年代，汉弥尔顿和威廉斯堡提出 !0适者生存”的主体是生物的基因而不是生物的个体。从此，生物界里的许多“利它主义”和其它令人迷惑的现象得到了解释。比如生物都有自然死亡，是为了利于自己基因的繁殖。比如致命的病毒厉害如ＨＩＶ在自然界里是不成功的，因为它们杀死的是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比如工蚁放弃了自己的繁殖机会并拼命工作，是因为她的姐妹在基因上都是他的复制，利它便是“利己”。“自私的基因”还显示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界在数学上是很精确的，比如工蜂与工蚁在合作行为上的不同，完全是由于它们携带或传播基因不同，完全辅合最佳的对策计算。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人的血糖是由胰岛素控制，没有胰岛素人的血糖会过高，即为糖尿病；在人类中。孕妇和胎儿是最为互相依赖的；但胎儿要分泌一种激素使母亲的胰岛素失效以多摄取血糖，母亲的胰岛素腺超负荷工作以抵抗胎儿的激素，双方在血糖问题上激烈斗争消耗大量的资源，孕妇可能因此会有糖尿病的症状。胎儿这种激素的基因是在性染色体上由父亲传来的！可见，自私的基因不仅能解释生物界的和谐，也能解释生物界的不和谐。在自私的基因之先，对“适者生存”的主体的还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它是一种生物的群体而不是个体，由此来解释生物谋生群体内如狼群里比较普遍的“群体精神”。而自私的基因认为，除了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是象工蚁那样是基因上的复制，群体中的个体因所携基因的不同，不可能是完全地合作的。因为在一个完全地合作的群体中，任何自私的基因都会充分地利用其它成员的合作而无限制地膨胀与括张。外来的威协，是维系一个群体之间合作与团结的主要因素。一旦一个群体较长期地处于乐园之中，“群体精神”本身便会处于危险之中。自私的基因的这一结论很符合对生物群体和人类社会的长期观察。如果说人类有如何特点的话，那就是人类群体的上层经常性地夸大生存环境中的危险、强化敌我的意识、激励群体中个体的群体精神、否定个体的存在，以利于得益者自己的自私基因的膨胀与括张，即在人类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虽然这一政治艺术并非人类所特有。构成群体的利益的实际上是个体的利益。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互相之间，在行为上时时表现出各种“一报还一报”的特点，即：每个成员都要记忆与其它每个成员的"善”与“恶”的历史，并由此出发，结成群体内部的“敌”与“友”的小集团，并由此出发，决定对其它每个成员的“善”与“恶”。群体中的个体的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互惠”的利益基础上；群体中的个体在本质上都是自私的。群体中的个体的这种”互相关系”对于所有动物群体是如此地重要与普遍：同一类的动物、如犬类、猫类、灵长类，个体的脑前体（ＶＥＲＴＥＸ）的相对大小，与它所谋生的群体大小成精确的比例。按照灵长类的此比例，我们人类的自然群体是一百五十人，这也大概是我们能一下很快想起的人数。人类的社会也尊从同样的互相关系。比如猴子群里的“主公”（ＭＡＬＥ）往往是最强壮的公猴子；而黑猩猩群里的主公往往是最聪明的公黑猩猩－－即最会挑起、利用其它公黑猩猩之间的矛盾争斗并从中渔利的公黑猩猩，有时，这样的主公为了暂时拉拢某位重要的支持者不惜给它充分的性权，有时，它也是会为了保住权柄而有意挑起群体间的战争－－这和人类的政治家们和政治交易何其相似。比如小镇上的人相互有礼貌，因为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心中都有一本账；大城市里人人粗暴蛮横，因为施恶者双方再见面的机会很少，因不再忌讳相互关系而人人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比如在自然的农业社会里，一个社区对水资源能够很公平合理地利用；而一旦水资源的分配权被政府所掌握，本来历史上合作本分的农民无一例外地变得很“缺德”和不守信用；何况政府官员也可能借机在此以权谋利。所以，人的“相互意识”和!0社区意识”，可能是管理人类社会的最好财富，而不被“相互意识”所监督的“群体精神”，可能是在和平环境下最靠不住的。三、感情的社会价值那么，“人性”在哪里？人类与其它生物的不同，便是生命与基因上没有关系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分工关系。分工的结果是大家都极大受益。一个人做一桌菜可能要花去大半天的时间，而一个厨师一天可以做十几桌菜，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请人下馆子可能远比自己做菜请客经济。人可以选择合作，并因这样的选择而文明起来。社会分工不仅仅限于 “取长补短”，在经济学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命题：如果１和２是并且只是Ａ和Ｂ两个群体的日常生活用品，Ａ制造１很有效率、制造２更有效率，Ｂ制造两者的效率都不高，制造２的效率更低些；Ａ与Ｂ之间仅限于一对一的交换，Ａ与Ｂ之间有生意可做吗？答案是有：Ａ可以用２去与Ｂ换１，这样它得到１的效率也提高了；Ｂ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要与Ａ做生意。做生意的这一人类活动非常古老：已知最为原始的澳洲土人，语言仍然非常原始，社会关系仍然以图腾为主，但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有了合伙人、合同、信誉与期货等概念。澳洲土人的交易品－－森林部落的木器与沙漠部落的石器－－产地之间相差五百英里，中间上百个部落做转口贸易赚差价，两头许多部落搞专业化生产；欧洲人的到来立刻引发了从延海向内地的铁器交易，一些内陆部落在开始使用欧洲商品半个世纪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欧洲人。商业活动是那样普遍和古老，与社会分工的关系又是这般密切，可能从猿人时期便开始了。商业活动在人类的部落中也是如此重要，原始部落常常要人为地制造商业活动以促进联盟之间的平等交流。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总爱宣布自己是商业的保护人，而实际情况是欧洲的民法、商业法规是与欧洲城市一道自发地形成的，封建制的确立反而大大地破坏了民法、商业法规和贸易，并促成某些地区商业观念的倒退。人类的感情常常使我们去做不符合我们生存利益的事，我们的感情是不是在物质上有害的呢？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是经济学家：假设Ａ与Ｂ合开餐馆，Ａ当大厨采购Ｂ跑堂算账；如果Ａ为了自己多赚钱炒菜时偷工减料，Ｂ也为了自己多赚钱虚报收入，Ａ与Ｂ合开的餐馆便只能倒台；Ａ没有理由不相信Ｂ会虚报账目，Ｂ也没有理由不相信Ａ会偷工减料，因为那样最合乎“理性”－－特别当Ａ和Ｂ没有基因的关系－－在“理性”的基础上Ａ和Ｂ似乎无法合作；而促成Ａ与Ｂ开始相互信赖、合作、以生存的，恰恰是非“理性”的感情纽带，这便是感情的社会价值之一。社会学家早已发现，下层的人更注重相互之间的感情；几个人合开的小商业，下层人的往往在几个老朋友之间，其成功率更高。有一种病人因大脑的局部损伤而失去了感情。这种病人在心理和智力测验上完全正常，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是生活中的彻底失败者。因为不再有感情帮助他们作选择，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他们常常忧柔多疑无法做最简单的判断。他们被称作“理性”痴呆者。我怀疑今天的人工智能，即使用“深蓝”做大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仍然是一些“理性”痴呆者。人类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相互利用，更是相互依赖。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许多幸与不幸。在你弱小的时候和不幸之中，是与你有感情的合作者帮助著你，你在依赖著他们，比如你的家庭成员、你的同事、和你真正的好朋友。而在他们的困难中，你也会伸出你的手。别人困难时你给他的帮助对你价值很小对他价值很大，因人的"相互关系”这一帮助在你最为需要时又反馈给你，这便是你在合作中的所得。不仅相互利用的人之间有依赖关系，人类的社区里也有著充分的依赖关系。比如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险事业，就是古希□风险极大的航海商人们自发地组织的。在人类的早期，人类的生活更多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对一个人乃至一个部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尼德安人在各个方面都比现代人更适应在遍布冰川的欧洲平原上生存，比如他们的身材更高大、肌肉更发达、打猎更有效、也有了火；尼德安人的大脑并不比现代人的小。但考古发现，他们有两点不如现代人：一、他们不知道把石头放到火堆中，然后把烤热的石头给不在火堆旁的人取暖；二、更重要的是，有许多证据表明，尼德安人不象现代人那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妇女和儿童靠吃青壮年男性的剩饭为生，妇女和儿童的骨骼经常有营养不良的迹象。不难想象，在冰天雪地里，谁的后代更有可能存活。欧洲的尼德安人很快地被刚刚到来的现代人取代了，其原因可能并不在身体上而是在文化上。可以想象，人类的感情和人性也是长期进化的产物。所以，人类无私的善行其实也是有其利己的目的。行善的人其实是在向众人显示：我不是一个贪婪的损人利己者，而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夥伴。人们从来乐于公开自己的善行而掩盖自己的恶行，人们从来规避自己所知的恶者，“道德”其实是行善者自我保护的对策。行善的人通过善行找到理想的夥伴，因成功的合作而产生更多的后代。因此，行善的人可以是进化中的最终成功者，人性也可以由进化中产生。心理学家也用人来做过“囚犯的困境”的游戏。他们发现：在完全陌生的人中间，人总是尽快地出卖自己的同伴。而当两个实验者事先有过五分钟的“盲目”接触，合作的比例大大提高，并且实验者有很准确的判断他的同伴的能力。超脱了文化背景、层次、与性的吸引力，人对他人善恶的直觉惊人地准确。这里，“适者生存”的主体可能不再仅仅是人类的基因，它也包括了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文化象基因一样，也可以继承、变异、与互相竟争。圣母特瑞莎并没有基因上的后代，但她的人道行动已经是我们现代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可能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四、人之初行善不是没有代价的，善要用善去回报。在亲密的小镇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更多；在人与人隔膜的大城市里，个人的自由更多。一个现代的例子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很醇朴亲密的苏格兰小镇。琼斯太太中了三百万磅的彩票。镇上的所有人都很为“自己的人”中彩而高兴，并把琼斯家的庆祝聚会办成全镇的盛大节日。不久琼斯先生去世，镇上的人又尽心尽力地为琼斯办丧事。然而琼斯太太始终一毛不拔，镇上人的高兴渐渐化为暗地里的怨忿、渐渐化为公开的诅咒，直到琼斯太太移居到它乡的海滨别墅里。所以，维护著善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识”。人性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人们宴请宾客时的行为。动物界没有比人类更为好客的了。在宴会上，人们大量消耗比日常生活中比例高得多的肉类，以大块的肉类做一道道主菜；而主人在分菜时，也尽量做得公允与等量，并因此暂时地获得了较平时高的社会地位；在宴会上，人对性的态度也远比日常生活中宽松。人类的这个行为，与我们的亲戚黑猩猩很像：公黑猩猩的主要集体行动，就是围捕和分食猴子，然后用肉食去与母猩猩换取性。在多数从事狩猎与采集的原始部落里，妇女采集的植物在家庭内部分食，男子的猎物由部落共享（大的猎物毫无例外），由于打猎是完全靠不住的营生，一旦成功一个家庭又远远无法消化猎物，这样的分享显然是对部落中每个人都有利的。然而，分享到别人的猎物并不是白来的，一个男人在部落中的地位是由他提供的猎物决定的，提供的猎物多的男人也享受到更多的“婚外恋”，由此“善”的基因才能在部落的后代里传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别人的礼物，有一种根深地固的负债感，所以送礼能很有效地达到送礼的目的。在欧洲封建制里，敌对的国家如果不打仗，就用昂贵的礼物去羞辱对方。所以，善的起源可能并不是善。在北美许多环境保护者的书籍里，都引用了印地安酋长西雅图将华盛顿州卖给美国联邦政府时的讲演： “我们怎能来卖天和地？我们怎能来分割天和地？这对我们是多么奇怪的主意！这里的每一撮土对我们都是神圣的。每一叶闪亮的松针、每一片沙洲、每一屡黑森林中的雾汽、每一块草地、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虫，都是我们记忆和生活中的神圣。而你们能不能像我们那样教导你们的子孙：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如果人类使大自然失望，大自然便会使人类更失望；人类不拥有大自然，大自然拥有人类，人的血液与大自然的血液融为一体；人类不要妄想罗织捕捉大自然的罗网，因为我们人类本身便是大自然的一根丝线。” 环境保护者常常把对环境的破坏归罪于贪婪的欧洲文明和工业革命。历史上欧洲白人曾在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发现过一个个“无私的人类乐园”，特别地在欧洲人经历了大的动荡之后。以上这段文字既成了环境保护者们的向欧洲文明宣战的标准宣言，也成了今天印地安人的文化遗产，故我们最好知道这段文字的真实作者是一位白人大学教授：写于他在１９７１年为电台编一个特别的节目里。印地安酋长西雅图的原话是：感谢白人酋长给的好价钱，让我们继续合作。他卖给联邦的土地，也很可能是他从被他杀死的对手那里得来的。随著我们对各个“乐园”的进一步了解，我们看到!0乐园”和我们自己的世界是这样的相同－－乐园的发现者无一例外地心甘情愿地受了导游的骗。另一个历史的神话便是印地安人很注意保护大自然，在巫师的指导下，采取很科学的轮猎制度。其实，对轮猎制度的另一个解释是经济原因：到一个猎物已经稀少的地方打猎不值得。印地安人只要看到合适的猎物，照样在已经打过猎的地方打猎。而且印地安人同任何其它人类一样，首选的猎物从来都是健壮漂亮处于生殖高峰中的动物，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环保意识其实还不如群狼。在印地安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有许多独特的动物。印地安人到来后灭绝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洲原有的动物，反而是与印地安人同时从欧亚大陆过来的野牛和野鹿繁演生存到现代。在出土的最早期印地安人的遗迹里，常常有只动过一点的大块的肉，和毫无理性的对动物的大规模屠杀的尸堆。巴西曾有一个人类学家和环境保护者们所公认的“环保意识”的模范印地安部落，他们与外界建立贸易后在去帮助他们的人类学家和环境保护者们眼皮底下很快引进枪杀戮光所及范围内的动物，然后放火烧森林卖土地。这与世界各地发现了新资源的人类的行为完全一样，也与“文明的”欧洲人到别人家园里探险时的行为一样。印地安文化在环境意识上不特别地好，欧洲文明在环境意识上也不特别地坏。当工业革命使大自然整体将成为几个产业的私产时，也同时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时，促使人类去保护自然行善的，其实是人们的互相意识。人性既不“善”也不“恶”，决定人类善恶的，是人的生存本能、能力，知识、对社区资源的分享，与相互之间的制约。那么，如果我们把一切交给政府或教会来管理，我们是不是就获得善了吗？我们只要看看英国的社会福利的现状就明白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社会福利是必要的人道。然而，当管理者大于参与者的互相关系，善所创造的资源正好变成了无主资源，由善产生出的是恶：因人们的互相关系与社区意识不再起作用，有多少懒人寄生在别人身上，有多少曾经美好的社区堕落了，善的接受者们中犯罪率又是那么高。在历史上，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好心干出的傻事够多了，何况做政治家的动机从来就是从公众的福利里谋私利。文明是一个人逐渐地学会善待他人的过程。五、结语我不是学进化论的，而是学物理的。在朋友秋明的推荐下读了这本书，上面的那句话就是他最爱的笺言。这篇文章，是我一点粗浅的读后感。其中肯定有许多不正确的理解，特别地：对人的善与恶的理解根本无法脱离我原有的对人和社会的看法。一个世纪前，严复按照自己的思想，反译赫胥理的《进化与伦理》，从而在中国引发了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革命潮。所以，我十分欢迎读者们批评、指正、讨论、和订正，特别希望大家都去读一读那很值得一读的清新简洁的原文。在此感谢朋友秋明的指点。